偏见来自时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约1818-1895）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rick Douglass） 是在马里兰州出生的奴隶，于1838年逃跑。1839年，他被按立成为一名非洲裔卫理公会锡安教会的牧师，并于1841年开始在美国废奴协会讲演。1847年，他创办了一份废奴周报“北斗星”。在内战期间，他成为林肯 总统的顾问。在以下出自他1855年的自传《我的枷锁与我的自由》的摘选中，道格拉斯表明，当有影响力的人对他们的弟兄示以尊重时，种族歧视是何等短暂。在民族和解的国家里，恩慈的行为是有感染力的。其中有号召力的榜样是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两位男子，乔治•布瑞格斯（George Briggs）和约翰•克利福德（John Clifford）。

几年前，从波士顿到奥尔巴尼（Albany）的旅途中，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辆充满旅客的大车厢里。而我旁边的位子是唯一的一个空座。每站停车都有新旅客上来，所有这些人在靠近我的座位时，都会轻蔑地瞟上一眼，然后走去下一节车厢，这使得我可以充分享受一整个大座位的舒适。一时间，我不知道我坐在那里还会妨碍铁路公司的利益。但这时有件事情发生了，让我马上可以变得高尚一些。在这列火车中，有位乘客是州长乔治•布瑞格斯。我不认识他，也不认为他知道我是谁。但州长观察了我一会儿之后，认出我是谁了，就离开他的座位，走向我，并恭敬地请求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在他自我介绍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段对我而言非常愉快、且满有启发的谈话。一个被鄙视的座位现在变得光荣了。他的高尚品德除去了一切因坐在黑人旁边而产生的偏见心理；等火车到达皮斯费德（Pittsfield），他下车之后，有超过一打的人申请坐这个位子。州长并没有改变我的肤色，却把这个座位从卑微变为尊荣……¹

当我走进从波士顿开往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的火车车厢时，发现只有一个空座位，我如果不坐这个位子，就得在整个旅途中一直站着。我没有这个打算，于是走近旁边有座位的那个男子，他有几件行李放在座位上，我温和地请求他把位子空出来，让我可以坐下。我的这个同行乘客用充满委屈愤怒的表情看着我，质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个位子上。我用最绅士的语气、很肯定地告诉他，没有其它座位，我就坐这个。他发现我真的要坐下去了，立刻大叫起来，“噢！停下！停下！让我出去！！”话音一落，这个激动的男人就跳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车厢另外一端，然后在这之后的大部分旅程中，他只能一直站着。在驶近新贝德福德的半途，或已经过了半程之后，克利福德上校认出了我，因为在我停止服侍他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在我从奴隶主那里逃跑之后，我曾经被雇当过他的仆人）……于是他离开他的座位，走向我，显然忘记了他所处的阶层，仿佛问候一位老朋友一样问候我。这个举动重拾我在一个小时前严重冒犯的那位绅士的尊严。克利福德上校在布里斯托郡是最有名的贵族绅士；被这么一位尊贵的人如此注意到，人们显然因此认为我是个重要人物。果然，在克利福德上校下车之后，我发现自己周围聚满了朋友；在众人之中，那位被我冒犯的朋友站得离我最近，并为自己的粗鲁向我致歉，尽管这是最尴尬的道歉之一，我却无法拒绝。根据上述这样的事实——我还有很多其它类似的故事——我倾向于认为，在美国，傲慢和时尚与通常对待有色人种的方式很有关系。²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