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寬容”的不寬容

現代的大學校園裏，不寬容是形成社會麻風病最迅速的途徑。不寬容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這是芝加哥大學教授阿倫•布魯姆（Allan Bloom）在他那本具有膽識的《美國思想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中的論點。¹ 據布魯姆所說，一名因濫交、醉酒、褻瀆、懶惰、欺詐而聞名於世的學生，依舊能在同輩之間廣受歡迎。但如果有人稱同性戀、巫術崇拜或任何其他離經叛道的生活方式或信仰系統是錯誤或有害的，那麼他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如果情況好一點的話，別人會躲避他，而在最壞的情況下，他會被開除、甚至被起訴。

布魯姆一書的標題，乍看之下有些奇特，因為該書所形容的應該是一個思想非常開闊的文化，是一個脫離了“維多利亞時代”和“清教主義”束縛的文化。大學不用再受“冷漠的正統”所約束，反而奉行從前受到蔑視的各種信仰習俗。但正如布魯姆所述，他們的思想就是因為太開闊，結果腦袋都廢掉了。他們對真理的存在感到懷疑，並認為沒有必要去追求真理。於是頭腦停止了工作，原本頭腦所做的事就改由聲帶、拳頭、下體來頂替。

被指控為不寬容的傳統主義者，很少會承認自己犯下這種過錯。因為他們強烈地捍衛他人的權利，以維護、保住自己的地位，不管他們會因此顯得多古怪，或多麼明顯地自尋死路。不，他們的過錯是聲稱自己擁有別人所沒有的真理，就像耶利米宣揚先祖的信仰來打擊偶像崇拜，保羅傳揚福音來打擊律法主義那樣。

不幸的是，這並不是一項關乎真理的問題。問題反而是關乎感覺、尊重和權力——這些都是後現代的眾神。所以，當哈佛大學法學院一名教授聲稱，女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黑人，對某部分的法律理論作出的貢獻都很少時，結果引起了整個法學院的震動，這並沒什麼好驚奇的。他們非但不審察這種聲明的真實性，反而成立了一個“健康多樣性委員會”。結果新開了一門關於敏感的課程，並考慮了一個新的言論條例。² 仿佛有一條新的權利——不被冒犯的權利——被加入了原初的人權法案一樣。³

真理受到打擊，但更主要的是，邏輯的原則被取消了。多個世紀以來，邏輯學家和雄辯家都堅持，我們必須謹守不自相矛盾的原則——人們不能在堅持一件事的同時，又堅持另一件與之相反的事；一個人必須前後一致。這種觀點現在卻被當作一種壓迫性的標準，而且只有嚴苛和循規蹈矩的領袖才會對它感興趣；這類領袖喜歡以理服人甚於用情感去激動人，不願意“醉心在矛盾之中”。⁴

多年以來，教授致力使自己的學生避開人身攻擊式（ad hominem）的爭論（對人而不對事的攻擊）和移花接木式的謬誤（因某樣事物的起源有瑕疵而不予考慮）。但這些已不再是“罪行”；現在它們是“美德”，是“解構主義者”所慣用的手段。這類學者從文本中解讀出的，就只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若他們聽見，“我們認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他們生來就有造物者所賦予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只會激起他們對美國獨立宣言的蔑視。他們所讀出來的不是一個有缺點之人（湯瑪斯•傑弗遜 ）的良言，反而是一個奴隸主的家長制（“所有男人”）和宗教偏見（“造物主”）的恐怖。文本中客觀的真理被遺忘之後，所關注的就只有潛文本中的不法及邪惡。⁵

可惜，這種觀點正在大專院校的圍牆內大行其道。舉個例子，加拿大的休•歐文斯（Hugh Owens）被薩斯喀徹爾人權委員會（Saskatchew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罰款4500美元，因為他在報紙上刊登的一篇廣告，引用了批評同性戀的聖經經文。⁶ 雖然這種“過敏的”不寬容行動也許會叫人吃驚，但保羅寫提摩太后書 時，就已預測到會有這種事：“末後的日子必有艱難的時期來到。那時，人會專愛自己……不聖潔……不能自律……不愛良善……愛享樂過於愛神……”⁷

在這種情況下，教會最需要做的就是和該種文化形成鮮明對比。牧師要成為先知，會眾要成為勇士。但保羅預見的卻是一個更叫人震驚的場面：“因為時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純正的道理，反而耳朵發癢，隨著自己的私欲，增添許多教師，而且轉離不聽真理，反倒趨向無稽之談。”⁸

若教會充滿謬誤，講壇就必須成為真理的源泉。假使有任何牧者堅持認定，神聖的講臺是不該得罪人的，那他就是嚴重曲解了這個時代，也曲解了傳道者的神聖任務。他需要悔改，並捍衛保羅遺留下的託付：“務要傳道；無論時機是否適合，都要常作準備；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⁹

這個世界雖不會對此表示寬容；但教會同樣也必須不寬容。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