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腦軟化——約翰·杜威，1859-1952

20世紀中期，美國教育界發生了變化。多少世紀以來，教師們的任務是向學生傳授整全的知識系統，包括數學、語言、歷史和科學知識。成年人說話；孩子們聆聽學習。然而，這種教育理論很快讓位於一個新的理論。孩子們不再被認為是學習者，而是實驗者。教師們成為協調者而不是導師。教育家們嘲笑傳授真理這一概念，把目標定在幫助孩子們“實現”自己上：讓他們自己定義並逐步清楚自己的價值觀，同時欣賞他人的價值抉擇。結果呢？美國學校開始生產一批又一批“感受者”和“欣賞者”，卻因為匱乏堅實的知識根基，無法產生歷史學家、醫生和工程師。這一切問題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一個人，約翰·杜威（John Dewey）。¹

當十九世紀緩緩駛向二十世紀時，整個西方世界被令人欣快的樂觀所充滿。諷刺的是，這種樂觀源於達爾文的進化論，而這理論教導淘汰不適者。達爾文主義者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會越來越好；整個社會唯一需要的就是教導下一代更加具有忍耐精神、進步精神、和啟蒙精神。

在一些圈子裏，約翰·杜威仍然享有“偉大的教育家”和“美國最頂尖的哲學家”這些稱號；在他自己的生活裏，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教師。1859年出生于佛蒙特，他的職業生涯是從一個學校換到另一個學校：起初是在佛蒙特大學，然後轉到費城一所高中，接下來便是霍普金斯大學、密歇根大學、芝加哥大學，最後是哥倫比亞大學。² 他沒有參與什麼熱門的討論，也從沒將自己陷入麻煩當中。他僅僅是寫作……他總共寫了40本書，除此以外，還有發佈在世界各地雜誌上的一千多篇文章和講章。³ 到1952年他去世時，他那些廣泛流傳的思想已經重塑了美國的公眾教育系統。

看一看杜威的理智追求就會告訴我們許多事。首先，哲學批評家伯特蘭·羅素評論說：“‘真理’在杜威先生的邏輯裏是不重要的。”⁴ 他標榜的實用主義替代了對真正知識成就不懈的追求。⁵ 教師和學生一樣，是一個在令人迷糊的世界裏的實驗者。⁶ 其次，他基本上是一個無神論者。正如他自己寫道：“宗教已經迷失在邪教、教義和神話裏。”⁷ 譬如關於原罪⁸ 的教義和創造的故事。人類文明才是真正重要的。⁹ 在他眼裏，一些關於上帝的理念無傷大雅，它們只不過是一種無名的力量，用來統一社會中“散落的興趣和精力”。¹⁰

第三，他把孩子的興趣而非學科作為正確教育的指標。他常常憂傷于“孩子們被扔進一個被動的、接收的、和吸收的狀態裏。這種狀態使得一個孩子無法跟隨自己的本性；結果往往是不快與浪費。”¹¹ 因此，“學校交流的真正中心不在於科學、文學、歷史或地理，而在於孩子們自身的社交活動。”¹²

杜威的思想給美國公眾和社會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政府機構對杜威的理念著迷。在他們施加的壓力下，鬥轉星移，學校變得越來越像社交實驗室，而不是學習的機構和場所。當然，講課可能很枯燥，也絕不是唯一正確的教育方法。教學也當然應該考慮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學習也絕不僅僅只是做筆記而已。課堂專案和實驗室經歷當然也都很有用。杜威和其追隨者的問題在於：他們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為過於強調集體活動，他們忽略了個人的吸收。他們高舉好奇心，卻抹殺了真理的持久性。他們大力提倡文明的傳播，卻忘記了上帝設定的框架乃是文明的根基。雖然杜威的言論聽起來很紳士，然而，無論在學校裏，還是在社會上，總體上說它都是一種充滿蔑視的、囂張的人文主義。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