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脑软化——约翰·杜威，1859-1952

20世纪中期，美国教育界发生了变化。多少世纪以来，教师们的任务是向学生传授整全的知识系统，包括数学、语言、历史和科学知识。成年人说话；孩子们聆听学习。然而，这种教育理论很快让位于一个新的理论。孩子们不再被认为是学习者，而是实验者。教师们成为协调者而不是导师。教育家们嘲笑传授真理这一概念，把目标定在帮助孩子们“实现”自己上：让他们自己定义并逐步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同时欣赏他人的价值抉择。结果呢？美国学校开始生产一批又一批“感受者”和“欣赏者”，却因为匮乏坚实的知识根基，无法产生历史学家、医生和工程师。这一切问题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一个人，约翰·杜威（John Dewey）。¹

当十九世纪缓缓驶向二十世纪时，整个西方世界被令人欣快的乐观所充满。讽刺的是，这种乐观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这理论教导淘汰不适者。达尔文主义者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会越来越好；整个社会唯一需要的就是教导下一代更加具有忍耐精神、进步精神、和启蒙精神。

在一些圈子里，约翰·杜威仍然享有“伟大的教育家”和“美国最顶尖的哲学家”这些称号；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教师。1859年出生于佛蒙特，他的职业生涯是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起初是在佛蒙特大学，然后转到费城一所高中，接下来便是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最后是哥伦比亚大学。² 他没有参与什么热门的讨论，也从没将自己陷入麻烦当中。他仅仅是写作……他总共写了40本书，除此以外，还有发布在世界各地杂志上的一千多篇文章和讲章。³ 到1952年他去世时，他那些广泛流传的思想已经重塑了美国的公众教育系统。

看一看杜威的理智追求就会告诉我们许多事。首先，哲学批评家伯特兰·罗素评论说：“‘真理’在杜威先生的逻辑里是不重要的。”⁴ 他标榜的实用主义替代了对真正知识成就不懈的追求。⁵ 教师和学生一样，是一个在令人迷糊的世界里的实验者。⁶ 其次，他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正如他自己写道：“宗教已经迷失在邪教、教义和神话里。”⁷ 譬如关于原罪⁸ 的教义和创造的故事。人类文明才是真正重要的。⁹ 在他眼里，一些关于上帝的理念无伤大雅，它们只不过是一种无名的力量，用来统一社会中“散落的兴趣和精力”。¹⁰

第三，他把孩子的兴趣而非学科作为正确教育的指标。他常常忧伤于“孩子们被扔进一个被动的、接收的、和吸收的状态里。这种状态使得一个孩子无法跟随自己的本性；结果往往是不快与浪费。”¹¹ 因此，“学校交流的真正中心不在于科学、文学、历史或地理，而在于孩子们自身的社交活动。”¹²

杜威的思想给美国公众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政府机构对杜威的理念着迷。在他们施加的压力下，斗转星移，学校变得越来越像社交实验室，而不是学习的机构和场所。当然，讲课可能很枯燥，也绝不是唯一正确的教育方法。教学也当然应该考虑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学习也绝不仅仅只是做笔记而已。课堂项目和实验室经历当然也都很有用。杜威和其追随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为过于强调集体活动，他们忽略了个人的吸收。他们高举好奇心，却抹杀了真理的持久性。他们大力提倡文明的传播，却忘记了上帝设定的框架乃是文明的根基。虽然杜威的言论听起来很绅士，然而，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总体上说它都是一种充满蔑视的、嚣张的人文主义。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