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歐文在牛津的“特別信託”

因為擁有諸如聖徒之萬靈學院、基督教會學院、聖體學院、耶穌堂、和三一學院¹ 等等這類歷史悠久的學院，牛津大學很可能被人認為是偏向基督教的。然而，1654年的牛津卻並非如此。當時的牛津大學正處於平等派（Levelers）和第五王國派（Fifth Monarchists）的襲擊。前者認為，理智上訓練豐富的神職人員既沒必要、也很危險。他們相信聖靈是唯一必要的老師。後者則根據但以理書2:44相信，1649年國王查理斯一世的處決標誌著末世的來臨——學習已經沒有必要了。兩個派別都不贊同注重古典和聖經語言的課程安排。一些更為熱心的推崇者甚至企圖讓學生們放棄學習；一些人還在街上示威遊行，宣稱那大而可畏的“耶和華的大日”。²

約翰·歐文（John Owen）很忙。1651年，這位清教徒牧師和神學家成為隸屬于牛津大學的基督教會學院院長。一年以後，克倫威爾又指派他作整所大學的副校長。³ 歐文給自己的定位是牧師而非學者，因此認為自己不適合那個職位。但無論怎麼說，他都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從他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深諳拉丁和希臘古典文學、教父文獻、中世紀經院派、以及16和17世紀的改革宗神學。⁴ 同時他還是一位頗有能力的語言學家，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⁵

歐文相信“宗教與文學的榮譽”是他的“特別信託。”⁶ 他希望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在上帝的引領下，能夠再度成為基督徒學習和傳福音的中心；⁷ 為學生提供的文科教育能成為下一代的福音使者所需要的通識和專門訓練。作為基督教會學院的院長，他任命的教師神學立場都與他一致，既敬虔又滿有能力。作為副校長，他確保學生們所有學科的學習都使用希臘文或拉丁文。

歐文十分看重講道和禱告。他要求所有學生就其主日聽道的內容向他們的輔導員彙報。他自己也在基督教會和聖瑪麗大學教會定期講道。無論是對教職員工而言，還是對學生們而言，他那些以聖經為本、精闢入裏的講道均顯示出，他很在乎敬虔在生活中的實際操練。⁸

1657年，因著歐文在教學、行政、和講道上的辛勞，他能夠說，牛津的狀況比起他剛來時好了許多。⁹ 著名的英國革命史學家克拉倫登伯爵（Lord Clarendon）觀察說，1650年牛津大學在“各個學科都出類拔萃，知識純正。”¹⁰

大學常常遭受（或者挑唆）“城鎮與長袍”之間的張力，諸如學生們太過吵鬧、市政服務緊張、稅收負擔不平衡、搗亂分子的投票衝擊，以及其他一些價值觀上的衝突。而教會與長袍之間也同樣充滿著類似的張力。一方面，一些基督徒混淆了反智與敬虔，認為深入的學習是浪費時間。另一方面，許多學院和大學放棄了與上帝話語的聯盟，選擇了與福音對立的道路。 這一切足以讓任何一個優秀的基督徒思考，思考在學術界與作為生源的會眾之間是否還有健康關係的希望。約翰·歐文恰恰證明了此點：調和是可能的，也是應當追求的；學術界和會眾可以一起興旺。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