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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呢，慈善變成什麼樣子了
兩位總統，兩種福利方案。1854年，當國會向佛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提議立法資助精神病醫院時，他否決了這項提議，擔心聯邦這樣的參與會削弱私人捐贈：“如果這項法案成為法律……慈善基金將會在國內被用光……”1 然而，1909年，當希歐多爾·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出席關心無謀生能力子女（Care of Dependent Children）的白宮會議時，把這些細節留給專家來處理：“救濟如何才能實現，靠公眾、私人，還是兩者結合，用什麼方法，你們有資格說，而我沒有。”2 慈善開始從私人往國家責任的方向發展。這是如何發生的呢？需要看看路線圖了。
在19世紀初，公民個人由於被基督教的復興之火激勵，有組織地同時宣講福音和救濟窮人。3 他們供應了成千上萬人的需要。4 由於這種捐贈產生於基督教的世界觀，他們的給予不僅慷慨，而且謹慎。作為基督徒，他們認識到人類的罪，因此拒絕不加區分地給予，因為那不能區分真正有需要的人和欺詐的人。然而，隨著19世紀的“進步”，人類的觀點開始發生改變，施捨的方式也隨著發生改變。這種世界觀的一個顯著例子被《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的普救主義者編輯賀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所清楚闡明。
格里利相信，每個人基本上都是好的，因此，他對不加區分的給予沒有任何保留。此外，他建議將財富重新分配，以便所有人都可以獲得平等的份額。雖然他的報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公眾輿論，但格里利還僅僅是個開始。隨著對人類信心的不斷增加，慈善開始變得世俗化。公民開始崇拜國家，依靠它為寄託。到了19世紀末，新的趨勢變得明確，令人心寒：
因此，我們應該把國家看作教會，把國家的統治者看作是基督的牧師，把國家的全體民眾看作是基督徒的兄弟……把國家逐步的發展，特別是撫養軟弱者，看作是地球上給予上帝最完全的服事，是迄今為止我們所做觸及天國最近的事情。5
怎麼強調這種態度轉變所產生的實際效果都不為過。在這個新時期，私人慈善捐助事實上被加以勸阻，以免排擠政府的參與。6 不過，是聯邦政府對大蕭條的回應——新政（New Deal）——和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立法，確保了美國發生的改變。
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果斷地對大蕭條作出回應。他具爭議性的必要政策是聯邦法規（例如，聯邦儲備保險公司）和社會改革（如社會保險立法）的結合。從臨時職位到廉價的電力，美國人期待山姆大叔可以提供救濟。一位深受新政影響的年輕國會議員是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他於1937年開始在眾議院擔任德克薩斯州的議員，並且以羅斯福的追隨者而聞名。當詹森于1963年成為總統時，他促成了自己的新政——他將其稱為“偉大社會。”這是聯邦與社會惡習鬥爭的一次努力。正如一位對此贊同的作家寫到，這是“以最好的願望”孵化出來的計畫。7
詹森的工作有許多值得稱讚的地方。例如，民權法案是他的部分遺產。不過，詹森幫助窮人的改革並沒有奏效。統計顯示，8 他的政策是失敗的，並且它們阻斷了救濟和洞察力之間的重要關係。正如《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的作者馬文·歐拉斯基（Marvin Olasky）說，“20世紀60年代關於貧困的戰爭是一場災難，主要不是因為它的新方案，而是由於它們過於強調應得的賠償，而不是需要。”9 這種錯位的強調仍在繼續。一個真正的“偉大社會”將會接納明智的、私人的、慈善的捐助。這種給予，歸根結底，是個人的、有效的、以及——至少在美國——逐漸受歡迎的。10 由於公共部門福利的失敗，我們可以盼望，救濟再次重新回到教會和私人部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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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in Olasky在“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Washington: Regnery Publishing, 1992)中加以引用, 第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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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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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聽到牧師呼召悔改的同時，還聽到他們提醒聽眾——按一個傳道人的話來說——，“生活最重要的是去除人類痛苦，提升罪人。”Timothy L. Smith著，“19世紀中葉美國的復興運動與社會改革”（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57), 第163頁。19世紀早期到中期的社會改革者，將屬靈的和物質上的供應結合了起來：“這些活動的主要結果是將屬靈幫助和社會服務結合了起來。那些仍舊專注在屬靈影響的組織，如今認真地描述著改善社會的工作的重要性。”同上，第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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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日學聯盟（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照顧那些被剝奪教會資格的城市兒童。國內宣教部（Home Missionary）和傳單協會（Tract Societies）所做的不光是傳福音。他們為這些人安排工作，收容貧困兒童和青年，分發衣服，為窮人提供食物。19世紀50年代，在費城有200家慈善組織（這些組織中有160家以教會為基礎）將這座城市分成片區，為的是“為每一個窮困家庭進行系統性的探訪和救濟。”同上，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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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sky, 第122頁，引自William G. Fremantle著, “作為救贖對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the Subject of Redemption）, 第2版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895), 第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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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在很多社區中，只要私人機構——包括慈善組織協會——繼續照顧這些符合救濟資格的家庭，政府就很容易逃避責任。”同上，第137-138頁，引自Frank Dekker Watson著，“慈善組織運動在美國”（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Macmillan, 1922), 第398-3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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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 Unger著,“最好的意圖：甘迺迪、詹森和尼克森領導下偉大社會的成敗”（The Best of Intentions: The Triumphs and Failures of the Great Society under Kennedy, Johnson, and Nixon）(New York: Doubled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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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加修飾的統計令人反思。1968年，當林登·詹森離任時，按照官方的定義，有13%的美國人屬於窮人。在之後的12年，我們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翻了四倍。而在1980年，美國人的貧困率是——13%. 難道什麼也沒有改變嗎？” Charles Murray著,“ 失落地：美國社會政策，1950-1980年”（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第8頁。
| | 9 |
Olasky, 第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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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Ben Sikma著,“私人的和公共的慷慨”（Generosity Private and Public）,阿克頓宗教和自由研究所網站（Acto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Liberty Website）,2005年1月12日, http://www.acton.org/ppolicy/comment/article.php?article=238 (accessed July 1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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