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和貧困

在1932年春天，一名目擊者在烏克蘭——全世界農業最發達和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之一——的一個村莊，報導了饑荒的狀況：“這個時候，村民所遭受的困境令人絕望……我記得在公路和小徑上一眼望不到盡頭的乞丐隊伍，挨家挨戶地乞討。他們處於不同程度的饑餓中，骯髒且衣衫襤褸。他們伸出雙手，乞討食物，任何食物：一個土豆，一顆甜菜，或者至少一些玉米粒。這些是最早的饑餓受害者：窮困的男子和婦女；在這場可怕的苦難中，沒有任何機會可以存活的貧窮寡婦和孤兒。” ¹

關於1932年饑餓的烏克蘭農民的悲慘描述，對農業集體化和在蘇聯共產主義統治下這場人為饑荒的恐怖提供了微弱一瞥。² 1932-1933年的這場饑荒造成了500多萬人死亡，但同類的事情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引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r Solzhenitsyn）的話：“由於共產黨的錯誤——他們甚至從農民手中佔有種子糧——，1921年的饑荒使3000萬人受到影響；在伏爾加河流域造成5百萬農民死亡。從那時起，大規模饑荒在我們的土地上已經變得司空見慣。”³

農業集體化的糧食生產造成毀滅性的後果，在20世紀每一次共產主義革命中都有發生，尤其是在中國，古巴，越南，朝鮮，埃塞俄比亞和莫三比克。⁴ 總的來說，工業和經濟的集體化同樣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正如對農業私有財產的廢除，以及政府對糧食供應的控制，在農村地區引發了饑荒；同樣，在工業和商業方面對私有財產廢除，也損害了人一般性的生活水平。

蘇聯這個擁有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經驗的國家，再次提供了經濟失敗最具啟發性的案例。許多研究表明，1970年蘇聯工業勞動者的實際工資（通貨膨脹調整後）僅比1913年——1917年十月革命前四年——勉強高一點。⁵ 其他研究計算得出，在20世紀70年代——革命後50多年——，蘇聯所有的住宅中，有半數仍沒有自來水或排水系統。⁶ 由於最基本的消費品持續短缺——從清洗劑和剃鬚刀到肉類和蔬菜——，在共產主義下生活的痛苦持續增加。⁷

伴隨著政治鎮壓而來的大規模貧困，同樣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不斷上演，比如古巴，現在仍然處在卡斯楚獨裁統治的煎熬之中。引用美國左派前領導人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在1985年的話：

在革命[1959年]前，古巴人在拉丁美洲享有最高的人均收入。如今，他們成為了經濟囚徒，即使是在最基本的必需品方面，他們也依賴永久性的定量供應，並長期短缺。這種定量分派本身說明一個問題……相比十年前，服裝的分配降低了20%；而古巴窮人最基本的必需品大米，每年消費只有過去[前共產主義]巴蒂斯塔政權的一半。⁸

共產主義的經歷清楚表明，當私有財產和企業被國家控制和計劃經濟⁹所取代時，通常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它不僅破壞了市場誘因，阻礙了創業精神和革新，而且由於市場價格信號被中央計畫者的專制決定所取代，造成了大規模的資源不合理分配和浪費。最重要的是，由於無視第8條和第10條誡命，共產主義清除了神在經濟支持方面對家庭的主要供應。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