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的講壇──約翰•衛斯理（1703-1791）

1775年夏天，美洲衛理公會 將其創建者約翰•衛斯理 所寫的一本書，投入了當時的戰火之中。這部作品，《一篇致美洲殖民地的平靜演說》（A Calm Address to Our American Colonies），以毫不遲疑含糊的措辭，告誡當時的美洲人，應當順從英國議會，繳納所要求的賦稅。實際上，在7月20號美洲港口對英國商品禁運之前，此書只有少數幾本流入到美洲；但是那些流進去的，卻已足以激怒殖民地的居民。¹

衛斯理的書直接打擊到美洲人良心的要害，因為其作者是他們如此尊敬的基督教領袖。並且，衛斯理的立場與一年前相比，也有著驚人的轉變；當時他還堅定地捍衛殖民地的權利，對抗英國議會的侵佔。這篇《平靜演說》從哲學和憲法的角度加以論述，堅稱美洲人已經從一個自由的天然狀態，“沉淪為殖民地居民”；因此，他們在英國議會不再有投票權，也無權不遵守議會制定的法律。²

難道這是同一位約翰•衛斯理嗎？就是那個其福音佈道成為英國和美洲殖民地的大覺醒的關鍵的衛斯理？透過一場接一場的講道，他高舉唯獨因信得救³ 這一偉大主題──包括從“近乎基督徒”⁴ 到“新生的標記”⁵ 到“大敕令”⁶ 等偉大講章。毫無疑問，這樣一位以福音為中心的佈道家，一定不會用公共政策這類“小事”來麻煩自己。

但是，這的確是同一位衛斯理，因為他那個時代的佈道家們並沒有這種“牽絆”。他們相信，神的道既對屬天的國度說話，也對地上的國度說話。在殖民地的各個城市裏，美洲人都仰賴他們的牧師，將他們視為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並從他們獲得各種有關公眾議題的教導。稅務、戰爭、與政府，和救恩與稱義一樣，都在牧師講道的許可權範圍之內。牧師之所以在這些關注上教導他的民眾，恰恰是因為聖經也有同樣的關注。美洲人除了在固定的主日講道之外，還會聽到大量有關公眾與政治議題的講道。總督與議會前的選舉佈道，麻州每年一度的炮兵佈道，以及週四講座──1633年克頓（John Cotton）牧師始于波士頓──，都聚集了大量的群眾，一起根據聖經來考量社會與政治事務。⁷ 在佔據他們思想的事務上，美洲人充滿了聖經的教導。

《平靜演說》的重要性，至終不在於約翰•衛斯理對還是不對，甚至不在於他的論述是否夠好。最重要的是，他──連同其他大西洋兩岸數以百計的牧師──竟會在一個公眾事務上，把自己和他們的聖經投入一場國際爭論之中。桑頓（John Wingate Thornton）曾經寫到：“從講壇——我是指清教徒的講壇——上，我們所得到的幫助，是那讓我們贏得獨立的道德力量。⁸” 上帝已經裝備基督教講壇，使它成為一個大有能力、足以改變文化的力量。然而，要讓它卓有功效，則必須首先將此力量，為此目的，部署在佔據講壇的人身上。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