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罗斯和法国为例。有详细的资料表明，苏联曾进行实验，反对传统家庭，包括反对作为一种神圣化制度的婚姻。该实验从1917年开始，现在已经结出了苦涩的果实。从政府开始资助堕胎行为以来，差不多80年后，俄罗斯面临的景象如同噩梦。在2004年，“有一千六百万登记的堕胎……而只有一千五百万个孩子出生。”¹ 和诸如饮食不当、健康医疗，以及猖獗的饮酒恶习等其他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现代俄罗斯人长期反对家庭的战争达致极点，引起人口的剧烈萎缩。官方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一亿四百三十万的人口将锐减至七千七百万。”² 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宣布这种衰减是国家危机，但还没有想出扭转它的计划。

1960年以来的几十年，法国进行的文化革命明显使人们养成了反生育的偏好。³ 具体说来，大量的职业妇女完全倾向于根本不要孩子，以便于专心干事业。和欧洲别的国家相比，法国每对夫妇的生育率是1.9，相对较高，但这也不足以维持法国之为法国的这个国家身份。⁴ 如果考虑到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快速家庭增长对1.9这个数字贡献不小，问题就更急迫了。正如专栏作家芭芭拉•埃米尔（Barbara Amiel）所评论的，“按出生率计算，长期看来，法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不可能的。”⁵ 很明显，这种趋势使政府官员担忧。为了迎接这个挑战，总理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提议，政府将每个月支付$1250给生第三个孩子的职业妇女。⁶ 然而，这种奖励却受到批评。一种批评说这些钱不够多，另一种则说，该措施对那些选择工作而不要孩子的女人是一种侮辱。

别的国家也在为生育率降低所隐含的问题挣扎，意大利和德国尤为显著。从根本上来看，在欧洲，人们普遍轻视婚姻。2005年9月，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报告，在30岁及以下的人中间，结婚率急剧下降。⁷ 在这些国家里，政府也都在寻求扭转趋势的方案。但是，对根植于否认珍贵传统而产生的深层问题，世俗的办法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

事实证明，篡改古代智慧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有些人依然不明白。例如在美国，有些人争辩说， 2003年麻萨诸塞州立法承认同性婚姻，并没有导致天灾。早期反对同性结合的州议员提姆•提米梯（Tim Timilty）已经改变了看法。他向记者解释他的大转弯时说，“我看不到任何对国家有害的证明。”⁸ 如此短视，真是可叹。社会变革很少导致立时的灾难。⁹ 但是，正如奴隶制，优生学和堕胎的历史所提醒我们的，最终，现实会反击的。

注：

¹	杰罗米•佩基（Jeremy Page），“俄罗斯现在堕胎多于宝宝出生”，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2005年9月，第43页。
²	同上。
³	社会批评家罗杰•金姆宝（Roger Kimball）辩称，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实质上是法国革命的延伸。《长征》（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0），第127-128, 242, 268, 270页。
⁴	需要每对夫妇的生育率为2.1才能支持人口的稳定性。
⁵	芭芭拉•埃米尔（Barbara Amiel），“法国正走在变成伊斯兰国家的路上吗？” The Telegraph, 2004年1月1日。
⁶	查尔斯•布赖默（Charles Bremmer），“给中产阶级提供生育奖励”，泰晤士报（伦敦），2005年9月23日，44页。
⁷	国家统计办公室预计，在英国，二十来年内，未婚的人口将超过结婚的人口。对人口趋势的报告解释说，人们将更多选择“没有婚姻约束的共同生活”。萨拉•沃麦克（Sarah Womack），“越来越少的人选择稳固的婚姻”，The Telegraph, 2005年9月30。
⁸	凯蒂•莱斯纳（Katie Liesner），“政策对婚姻采取严厉措施”，波士顿何罗德日报（Boston Herald Daily News），2005年10月10日。http://www.dailynewstranscript.com/localRegional/view.bg?articleid=65036&format=&page=2.
⁹	例子可见《关键时刻杂志》文章，“当多生主义成为一个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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