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不可知论的进化

当查尔斯•达尔文 手里拿着邀请函时，他想马上接下这份邀请。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要求一位有优良教养的“绅士”，而且最好是位自然主义者，可以在他的船“小猎犬号”上“驱除指挥的孤单，和船长共进晚餐。”¹ 达尔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而当他们于1831年12月出航以后，彼此之间产生了坚实的友谊。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宗教往往是谈话的中心。在船员的印象里，达尔文好像是位基督徒，他自己后来也写到：“在小猎犬号上，我是最正统的。”² 然而，无论外表看起来如何，他的“基督教”既肤浅又扭曲。

1831年1月，当达尔文坐在剑桥大学里参加他最后一堂考试时，整个英国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1830年的《改革法案》把影响扩大到了中产阶级，并且重新分配了议会席位；这在贵族中引起了恐慌，他们惧怕革命即将来临。同年，法国国王查理十世被推翻，这更增加了英国贵族们对革命的惧怕。同时，托马斯•马尔萨斯警告说，人口的增长会超出粮食的生产，工业化会打破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这一切更使上流社会感到威胁。此外，持不同政见者、无神论者、科学家们不断对建制的教会发出攻击。社会基础在转移；旧的真理受到怀疑，而达尔文在这时出现，可谓生逢其时。

达尔文从他母亲那里接受到“成形”的宗教教育，而他母亲的家族几代以来都是神位一体论者。她相信基督教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关于普世幸福的宗教，³ 因此并不重视信条和教义。神位一体论在当时新兴的工业精英里相当流行，因为它强调人类的进步；但它也拒绝三位一体论，认为那是不可理喻的；同时也拒绝承认基督作赎罪祭的必要性。1825到1827年间，达尔文从事医学学习，其间遇到的许多教授都很敌对任何形式的基督教。⁴ 1826年，年轻且易受影响的达尔文加入了普林尼学会；这是一群由激进学生组成的团体，坚信形而上的自然主义是科学的根基。其会员罗伯特•爱德蒙•格兰特（Robert Edmond Grant）对达尔文影响巨大。⁵ 这些年轻人的一个共同感觉就是，那令人兴奋的关于进化的新猜测，与传统基督教信仰相悖。

然而，达尔文一方面被农村教区的舒适生活所吸引，另一方面迫于父亲的压力，选择接受圣公会的圣职训练。不过，从事教牧职业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⁶ 虽然他同意教会的教义，后来他还是写到：“我从来没有想过，宣称我相信我无法理解、事实上不可理喻的东西，是多么不合逻辑。”⁷

无论是在早期学习生涯中，还是在小猎犬号上，达尔文身上还是有基督教的痕迹，至少可以说他是位有神论者。他在描述所看到的一片森林时说，那是“充满了自然之主上帝各种奇妙作为的圣殿，”⁸ 在看到与英国境内类似的蚁狮（狮蚁）时，他写到：“在宇宙中一定有一只手在做工。”⁹ 然而，1836年回到英国以后，他开始狂热地进行研究和写作，而其宗教信仰开始摇摇欲坠。他突然发现，他的新的科学理论可以给公众带来一个与《圣经》不一样的对世界的看法。人类的存在现在没有了神圣目的，自然界也不过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只有那些最适合的才能成功地生存下去。本质上他从文化基督徒变成了不可知论者，因为他根本拒绝花时间和精力去认真思考自己的信念。¹⁰

达尔文或许曾用基督教的语言谈到过宇宙设计者，不过那只是一种假象。当他慢慢滑向不可知论时，他并没有“失去基督教信仰；”¹¹ 事实上，他在小猎犬号上的正统信仰更多是一种自我想象，而不是事实。与流行的说法¹²相反，并不是进化论摧毁了他先前坚固的信仰；而是因为他出生成长在一个充满宗教冲突的时代，又只有他母亲乏味的神位一体论为指引，所以他生命里那层薄薄的基督教信仰如此轻易地脱落，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他在家里得到过真正扎实的圣经教导，结果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