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林（George Bull）是約克郡（Yorkshire）工業城鎮布拉德福德（Bradford）城外伯萊（Byerley）區的牧師。他勸沙福茲伯裏（Shaftesbury）領導了英國19世紀30年代的工廠改革。工業化使許多兒童在糟糕的環境中長時間工作。1833年六月，布林發起抗議，要求委員會調查工廠法案。他這麼做，既是以一名基督徒、也是以一名牧師的身份。

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提出抗議：——

因為那位神聖的救贖主和律法的頒佈者，當祂自己的門徒試圖阻止孩子靠近時，祂都會責備他們……祂也絕不會容許當時任何富裕的資本家，以為有錢就可以索要特權，讓兒童比他們父母工作的時間還長，剝奪他們的健康、道德進步和年輕人的娛樂。不，先生們，如果法利賽人的最高首領索要這種權利，不管是他狡猾、偽善的外表，他許多的禱告，他所誇耀的善舉……還是他所儲存的黃金，都不會讓他獲得某種“授權”，可以挽回自己的名望——偷偷地獲取他的證據，或者推遲一小時釋放那些無助的孩子，他們是神在祂世上的國度中擁有並祝福、所特別深愛的。

作為英國聖公會的一名牧師，我視維護受壓迫者和窮人的事業為我的職責，因此我把授權這種受喜歡的體制——如今很多部分已被廣泛採用——，看作是由某些政治哲學家所謀劃的一個狡猾陰謀，其效果是建立有錢人的統治，卻使勤勞的窮人生活惡化。我還覺得，基督教本身的利益，已經被許多基督教教授們，用猶大那樣的做法，出賣到了無理而邪惡之人的手中；因為這些教授投資這些工廠，他們帶著表面的虔誠來到我們的祭壇——他們在神的聖所舉起雙手，仿佛是在崇拜，但當他們的手放下時，就把暴虐的重擔加在貧窮的兒童身上。無論這些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宿敵，是隱藏在牧師的衣袍下面，還是居住在那些靠未成年人過度勞動才得建立的大樓中，並有公園和草坪環繞，我的牧師職責對我的國家都是一樣；而無論我關心的是它的繁榮、它的社會福祉，還是它的宗教利益，我都一定會譴責和反對這些人。¹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