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的对抗——《人的研究》

1963年，哈佛大学 心理学教授杰罗米•布鲁奈（Jerome Bruner）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召集一批学者，一同为美国的学校制订一套社会研究课程。许多人被这种“大社会”的幻象所迷惑，认为社会科学可以解决国家最严重的弊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甚至还为布鲁奈的团队提供了480万美元作为科研资金，以促进这项名为“人的研究”（Man: A Course of Study [MACOS]）的项目能继续发展。该课程设立的目的是将纯人本主义的观念传授给四至六年级的学生。¹ 许多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教育理论划时代的进步。然而，基督徒父母却把它看成一种危险的、灌输属世文化的社会工具。

布鲁奈可说是美国教育问题首席“专家”。他曾在二战中随军，并研究宣传对公众看法的影响。随后，他转而关注民众教育，出版了几本书，包括《教育进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教育文化》（The Culture of Education）。² 他打破了由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模式，发展出一套更为开放式的理论，让学生自由表达观点，自己组织答案。学生能学到的知识，将远远超过课本所能提供的。³

为了忠实于布鲁奈的哲学，“人的研究”否定了客观道德标准的存在。对错完全由人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定。例如，这个课程的一部分研究了爱斯基摩人。安乐死和杀婴 的现象在当地十分普遍。这种行为当然在美国社会完全无法被接受。但是，在一个食物匮乏的严酷环境下，谁能说那样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呢？同样，这个课程也否定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他们鼓励学生将人的行为与鲑鱼、猿的行为进行对比之后，再作结论。

“人的研究”一再强调，任何信仰和行为脱离了所处的文化背景都毫无价值。布鲁奈说：“我们希望引导学生能够理解，人是如何认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单一的解释永远不够人性化。”⁴ 国会最终停止了向“人的研究”提供资金，但到1974年为止，有47个州里的约1700所学校已经购买了这个项目。⁵ 虽然“人的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其影响深远。在全国各地的公立学校中，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痕迹。实际上，“人的研究”的阴魂已经飘散到世界的其他角落。⁶

基督徒父母可能希望，子女在学校能够接受到严格的道德教育，有如上帝话语的教导。但事与愿违，许多孩子接受的却是文化相对论教育，认为道德判断都是主观而随意的。许多老师由于不相信有一位至高公义的创造者上帝，于是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但那却是一种非常不可取的判断标准。⁷ 或许对某一个学生的教育来说，公立学校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基督徒父母一定要确切地知道，孩子不仅仅是在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他们可能正在接受一种不同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摧毁他们在家中辛苦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价值观。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