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壇的勝利——甘丁爾•司賓（1785 – 1873）

從1810年到1873年，甘丁爾•司賓（Gardiner Spring） 擔任紐約市布瑞克（Brick）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把教會變成了一個有力的福音講道中心。他的講道和寫作都受到尊敬，其中一部重要作品是《講壇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ulpit）。這卷書最早在1948年出版，在教牧的事工上依舊是一部不朽之作。

若沒有講壇，新英格蘭已經成為什麼樣子了呢？……在基督教界，沒有不承認講壇這些附帶影響的：在構建其習慣和特性上，在提升和淨化其制度上，在激勵和傳播其著作上，在修改其慣例與法規上，以及在其管理措施與政策中或多或少所帶上的特殊性上，講壇的影響都不可忽視。它必然給當前的人類思想指出一個方向，——人類生活每一個部門中的人才都能感受到其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到處都可以感覺得到；——在戰場上勇士們的謀劃裏，也在參議院政治家的籌算中。在王座上，君王們曾經聽過它的聲音，而平民也曾為之而動。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人，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信徒和不信者，都能感受到其影響力；一切的秩序與聯合，都要在或大或小的範圍內順從於它的權柄。

在這個世界過去的歲月裏，在塑造人類思想習慣上，很少有道德原因能比各式各樣的經院哲學影響更大；可是經院哲學強大的影響力在衰退，並最終因基督教的講壇而黯然失色。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影響公眾意見上起作用；出版社起作用；神學院的學習起作用；立法起作用；法庭起作用；劇院和歌劇起作用；藝術起作用；貿易也起作用；等等這一切都帶有巨大的能力。其中有一些是講壇立即而直接的對抗者；所以講壇的任務就是反對和抵制它們。還有一些是直接地輔助講壇，另一些則是間接地輔助。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尊敬它們的地位。但是，如果我們在任何其他對人類有影響力的部門周圍畫一條線，然後拿它和講壇比較的話，我們必須把最大的榮耀歸給這個神聖的機構。它沒有物質上的力量可以誇耀；它道德上的力量才是它的榮耀。它面對的衝突不是刺刀猛攻的衝突，而是真理與錯誤的衝突；它的勝利也不是在那些人們被蹂躪和踐踏的地方，而是在他們被高舉的地方。它擁有超過戰場、超過羅馬廣場、超過參議院的力量。是的，它擁有在它們一切之上的權柄。把它們拿來對照一下吧。把它們拿來檢查一下吧。然後再下結論說，哪個對於民族性有更重要的影響。公平地檢查它們；誰的杖是最寬的，哪個佔據了最廣闊的空間？誰為這片土地成就得最多，是其勇士和政治家呢，還是傳講福音的牧師？誰為英格蘭做了最多，是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和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呢，還是喬治•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 和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誰為蘇格蘭做了最多，是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和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呢，還是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和湯瑪斯•查莫斯（Thomas Chalmers） ？¹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