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享堡的讲坛

1942年夏天，两辆巴士驶抵法国村庄勒享堡（Le Chambon）。维希政府为了向德国侵略者服务，派他们去逮捕那些被保护在这个大多是新教徒的城镇里的犹太人。当警察队长首先要求当地牧师向他提供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名单，并接着坚持让他签署一个呼吁犹太人投降的招贴时，他拒绝了。

警察给这位牧师二十四小时重新考虑的时间，而事实证明，这时间足够让犹太人逃到森林里去了。第二天，警察只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犹太人；当他们把他塞进汽车时，村民都围了过来，把食物通过窗户递给他。当局很快发现他的文件一切正常，于是就把他放了。他拉着一辆运货马车，满载着从贫穷乡邻那里收来的食物，回到了村庄。

当哲学家费尔•哈里（Phil Hallie）——他本人也是二战 中一个授勋的炮兵——偶然听到这个英勇的故事时，发现自己从在研究大屠杀 时所经历的深刻抑郁中得到了释放。从自杀边缘回来以后，哈里写了一本书，叫做《恐怕流了无辜人的血：勒享堡村庄以及良善如何在那里发生的故事》（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and How Goodness Happened There）。¹

这些人怎么可能找到坚定的意志，经年累月地去反抗纳粹清除犹太人的努力？他们怎么可能运作一条“地下铁路”，把犹太人送到安全的瑞士呢？的确，这些同情有其历史基础，因为法国新教徒们自己也忍受了几百年的迫害。² 单在1572年8月24日的圣巴多罗买日（St. Bartholomew’s Day）那一天，就有数千人被屠杀；直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法国大革命 ，对新教徒的迫害才逐渐平息。

不过哈里却选择专注于他们胡格诺派牧师的讲道上。寻找到拯救行动的“勇气”以后，他总结到，“最明显的答案就是托克密（Trocmé）牧师自己。他在这四四方方的花岗岩教堂里的有力布道，感动了村里的人们去跟随耶稣的脚踪，爱世人，并且愿意为他们受苦，甚至为他们受死。³

托克密经常提到“圣灵的力量”，并且督促他教区里的居民要顺从神，而非顺从人；“要帮助弱者，尽管这意味着对强者的不顺从。”⁴ 他的阐述很有说服力。正如他哥哥弗朗西斯所说，“……他在讲坛上是一个绝对独创的演说家，超过我过去从那chaire（位置）上所听过的任何专家的演说……听完他的讲道以后，一个人只能坐在那儿……泪水模糊了双眼，好像刚听过一场撕心裂肺的音乐一般。”⁵

当以色列国在战后授予托克密公义勋章时，他们引用了1942年八月，在巴黎犹太人的大搜捕中，牧师所讲的一篇道：“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法国人不能抵抗这种野蛮行为，——这种来自一个我们曾经以为已经过去的时代的行为——，是对欧洲的羞辱。基督教会需要因它如今的无能和懦弱，屈膝在神面前，请求宽恕。”⁶

有人可能认为，勒享堡的人们在尽他们的危险责任时，颇为辛苦；然而事实却表明，喜乐多过紧张和害怕。当早期一位战栗的犹太难民逃向城镇附近的一户农家时，农场女子兴奋地对楼上的人喊道，“快下来！快下来！我们家今天来了一位上帝子民的代表!”⁷

她的喜乐来自神话语的根基和圣灵的充满。哈里指出，“对于勒享堡的许多新教徒来说，圣经是一本真理和诫命的书，这诫命需要逐字（au pied de la lettre）遵守。的确，神的话必须那样去遵行，否则就根本不需要遵行。勒享堡人对上帝话语的这种亲密感受，使他们在内心深处确信，当他们保护上帝眼中的瞳仁——犹太人——时，正在做着上帝的工作。⁸

托克密牧师的讲道激起他的听众带着牺牲的心志去服侍。他的讲道事工和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也感动了一位厌战的犹太哲学家费尔•哈里的心。好的讲道就能做到这点；激起的涟漪继续不断地扩散，远远越过了教会的围墙。⁹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