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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不願談論公眾議題的原因(下)1

美因茨大學(University of Mainz)教授曼弗雷德•梓巴達(Manfred Siebald)說得好,美國政治家老是以“神保佑美國”來結束他們的發言,使歐洲某些評論家百思不解2 因為這些評論家聽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教會和國家分離,因此就以為,這項規定意味著不得在美國的公開場合談論神,就像後基督教歐洲的許多地方一樣。世俗主義者對此感到困惑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許多牧師似乎也被同樣的錯誤所誤導。他們仿佛也認為,擁有信仰的人都應該對政治隻字不提。以下是他們保持沈默的幾個原因:

1.快樂市場:對於那些耽於享樂的人來說,先知的講道是令人厭煩的。所以,牧師不願教導信徒必須為公共事業付出勞苦和犧牲,以免使他的聽眾不高興。大衛•衛爾斯(David Wells)的悲歎一點不假:“這個時代的治療師——精神治療師和廣告商——已深遠地影響了教會生活。3

2.極端愛國主義(或沙文主義)的作祟:有一種不恰當的講道,把人的國和神的國混為一談,致使會眾不是因基督的十字架,而是因一面國旗而聚集。對這種世俗做法,有些牧師竟矯枉過正,在發言中拒絕肯定崇高的、以神為中心的國家事業。

3.害怕分裂:如果有人致力於教牧事工,又致力於教會的合一,這並非很罕見的事。但我們千萬要記得,神的道若正確地應用于文化方面,往往會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分歧,而這正是牧師所害怕的一點。所以,不少牧師皆不傳講神的全部計畫(因為這計畫涉及公眾議題),而大多專注談論個人的靈性成長、討人喜歡的禮拜、關係的建立等一類不太可能會冒犯會眾的課題。

4.沒有做足功課:即便是決心要投身公眾事務的牧師,也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才好。他們多年以來都在研讀神學和教會歷史,相對來說,沒花多少時間好好思考,怎樣才能有智慧地把聖經不僅應用於個人層面,也應用於社會層面。這個難點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偉大的佈道家司布真 要勸勉年輕的學生,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報紙,為事工做準備4

5.身陷黨派的危險:在政治上大權在握,是十分誘人的事,教會就有可能為了獲得這種權力而昏頭轉向。基督徒熱切地與那些能夠推動有益的公共政策的人建立關係,致使自己受他人和社會動向的牽制。結果,牧師先知式的發言,由於為求實際而得事事妥協,就變成了低聲下氣。真理在政黨操縱的漩渦之中也再無一席之地。此外,不管某個政黨的綱領或某位當選的官員多麼令人欽佩,教會也絕不應該把這些視為國家最大的希望。不像基督和基督的道,他們這些人難免都會犯錯。因此,每一次投身公共事務,都必須持著一顆屬神的慎重之心。然而,慎重也可能會變成固步自封,這就和妥協一樣危險了。如果偽善取代了成聖,那麼信徒就會聽任那些眼中沒有神的人所擺佈。

的確,牧師談論公眾議題會有風險,但神什麼時候呼召人躲避風險?此外,承擔風險並不表示不顧危險。正像所羅門向神尋求智慧一樣,牧者面對時下棘手的社會政治議題時,也可以祈求神幫助自己慎重行事,而主必樂意垂聽這樣的禱告。

注:
1

亦見《關鍵時刻雜誌》,《牧師不願談論公眾議題的原因(上)》

2

曼弗雷德•梓巴達《為何21世紀的歐洲評論家難以理解美國政治和宗教之間的關係》(“Why It Is Difficult for European Observer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載於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resent, 2nd ed., eds. Mark A. Noll and Luke E. Harl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7年,388頁。

3

大衛•衛爾斯《失喪的美德:為何教會必須尋回它的道德異像》(Losing Our Virtue: Why the Church Must Recover Its Moral Vision),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年,197頁。

4

司布真在指導他的學生怎麼準備講章例證時,提出了這一點。司布真把文化應用於教會之中,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把教會應用于文化之中。見司布真《課堂講稿》(Lectures to My Students)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9年,3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