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半葉，利物浦是英國最大的一個繁榮港口，承擔全國一半以上的進出口貿易。1861年到1881年，利物浦人口翻了一番，城市裏醒目的基建項目，尤其是其建築的莊嚴偉大，表現了利物浦日漸增長的自信和財富。英國聖公會於1880年設立利物浦教區，賴爾則出乎意料地被指定為第一任主教。他當時64歲，是英國聖公會著名（或在自由派當中有惡名）的福音派領袖。

當賴爾抵達利物浦時，正趕上“大教堂熱”。利物浦當時正積極鼓吹，打算繼倫敦之後，成為英國的第二大城市。所以，利物浦在重重壓力下，必須興建自己的大教堂，而且要建一個足以和國內其他教區的大教堂相匹配的教堂。對許多市民來說，利物浦沒有大教堂，簡直是荒謬可笑的。

賴爾雖然不反對興建大教堂，但他對城市有著更大的抱負：他渴望滿足利物浦民眾屬靈上的需要。賴爾認識到，無論一個教堂有多壯觀，也無法將福音傳遍全城。所以他認為，大教堂是一種奢侈品，而非必需品。於是他將精力和教區資金主要用來建立地方教會，聘請有著堅定信仰的牧師，向人口日益增長的利物浦傳福音。賴爾上任時，整個城市僅有300名神職人員。這使他十分震驚，於是在任期內任命了幾百位同工，並在全城範圍內興建起許多新的教堂。教會如雨後春筍般在城市四處出現。但在賴爾的一生當中，大教堂始終沒有建起來。

賴爾傳福音的策略意義重大。1884年，英國首相格萊斯頓（Gladstone）描述利物浦是一個有大量“不敬拜神和不守安息日”之人的城市。但是，當賴爾於1900年退休時，他卻留下了一個靈命昌盛的教區，是英國聖公會從此多年以後，福音派堅實的堡壘。

面對文化潮流以及在教會中形成的勢力，牧者常常要逆流對抗。上面的例子中，賴爾是在與一種偶像崇拜——以普通民眾的驕傲以及對物質莊嚴宏偉的追求為中心——展開爭鬥。然而，他信實地分清責任的輕重緩急，對神的呼召有靈敏的回應。在此意義上，其他反主流文化的牧者不論面對的是墮胎﹑異端，或是功利觀念，賴爾都是他們良好的榜樣。不管社會怎樣看，他們才是真正的教會建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