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階層的僕人——新島襄（1843 – 1890）

1847年，新島襄（Niijima Jo）從安多佛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畢業。¹ 10年前，他被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基礎——基督教——所吸引，離開日本來到美國。在美國阿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和安多佛神學院接受教育之後，他準備好向自己的國家傳福音：“我要回到日本，堅持把人民從魔鬼那裏轉向耶穌。”²

新島離開的是一個由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一種以孤立主義和嚴格的等級階層（由一個有權勢的封建地主集團所統治）為標誌的政府體系——所領導的國家。儘管在這種體系中，新島生於武士階層——屬於日本的精英階層——，他在社會中的地位並沒有得到保證；他被迫作為一名助手服務于一個腐敗的地方當局。在遇到基督教這個長期被日本權貴迫害的宗教之後，新島逃到了美國，去尋找肉身和靈性上的自由。在他離開日本期間，德川幕府於1867年瓦解，然後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的時代開始了：權力重新“歸還”給了皇帝；孤立主義的政策被廢除，並且日本開始探索它自身的國家身份。作為一名傳教士，新島重新回到了這片變革時機已經成熟的土地。³

他的傳福音策略很簡單：成立一所學校，吸引聰明的年輕學生，介紹給他們基督教的真理，號召他們忠於信仰，然後把他們差派到大使命的禾場中去。1875年，新島在京都（Kyoto）成立了同志社大學（Doshisha College）。僅僅有8個學生登記進入開學的課程，並且都是非信徒。到了1888年，有670名登記入學。從同志社大學“出現了從外國傳教士手中接過講壇的日本基督徒……，”他們“在智力上的委身和激情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⁴ 他們的學生犧牲了大有前途的職業生涯，以新島為老師和模範，同他一起傳福音。⁵

新島轉變了年輕信徒被一種反基督教意識形態所毒害的思想。⁶ 深刻影響日本幾個世紀的儒家世界觀是新島最大的障礙之一。日本人被教導說，當個人完全服從於他們“政治和社會上的領袖”時，社會利益就得到最好保障。⁷ 簡而言之，子女孝敬的義務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對新島來說，這樣一種思維方式是專制殘暴的，並非對社會最好。他辯解道，如果公民熱愛他所稱為“基督博大而有美德的福音”，他們的勞動才會給日本帶來最大的收益。⁸

對於新島來說，歸信意味著首先服從於耶穌基督，其次才是世界上的領袖。他在口頭和行動上給出例子證明，這樣的一種秩序才會祝福一種文化。譬如說，他對罪犯福利的關注導致了日本整個刑事系統的變革。⁹ 與他同時代的其他基督徒們還成立了針對盲人的訓練專案、建立孤兒院、打擊賣淫、通過提倡工人權利來幫助維護那些在工業化時期被糟糕對待的勞動者的尊嚴，並且，總的來說，對他們國家的“道德福利”都表示關心。¹⁰ 這項改革運動證明，一個國家的福利甚至可以被其公民中一小部分人的拯救所加強。¹¹

部分上由於新島的努力，基督教日益被看作一種回饋於社會的宗教。據《日本百科全書》所載，到二十世紀早期，“教會……資助了很多種社會和醫療的項目，諸如醫院、療養院、麻風病院，以及孤兒院；大眾基督教形象通常和這些工作聯繫在一起。”¹² 從數字上來看，基督教從來沒有在日本形成過潮流：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共加起來的總數只有100萬——占全部人口的0.7%。此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基督教很有可能會繼續苦於一種“洋教”的汙名。但是，通過新島襄這樣的信徒——他們的工作已經給一個國家提供了看得見的普遍恩典——，基督教信仰在日本已經獲得了一個來之不易、福音在任何文化中擴展都必需的肯定：信譽。

注：